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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,一博友评论引发竹子想谈王安石与邓小平。
博友说:“小安子跟老邓比,亏不亏待老邓,他们的远见岂可相提并论。” 王安石与邓小平都是改革家,把他俩拿在一块儿说,其实并不亏待邓,邓在很多方面实际远不及王安石,邓不过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,这很重要,这中间缺一也就没有邓的改革。
众所周知,邓改革之前,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十年浩劫,那场浩劫把中国像是洗过一番,整个中国一穷二白,人们吃饭都困难,每月限量供应,限量的粮食还要搭配粗粮,肉也要肉票。穿也是很紧张,人们做件衣裳要凭布票买布。衣食这样成问题,此时的中国,除了改革别无他路。
邓的改革,没有反对派跳出来与邓作怪,说来也是,中国都这样了,不改革,中国无路啊。其实,林彪上台,他也会把中国带入富强。林彪反对老毛搞那套“以阶级斗争为钢”,老毛在庐山会议提出“将阶级斗争继续进行到底”,令林彪十分头痛,林彪主张搞经济建设,可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没采纳。在老毛时代,邓的威望及影响力远不及林彪,林彪是被老毛指定为他的接班人,可惜,林彪没等来这一天,他与改革是擦肩而过。我们不难想像,要是林彪上台,改革的一面旗帜可能就是林彪而不是邓小平了。说起来,邓确实很幸运,林彪若在,中国的改革轮不到他来完成。(竹子之见)
邓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,他并没有系统体系。王安石不一样,他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,现在国外学界对王安石变法内容颇为热衷,认为王安石一系列变法内容含有现代财政金融管理的味道,竹子在这里不想过从谈论这方面,想说王安石在才学方面。
王安石不管在政治、经济、学问、文学、思想等个方面,都堪称是中国历史的杰出人才。政治方面,他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以及其后的诸多奏折中,他系统的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吏制及治国的方略,在当时很具有先进性和明睿性;经济方面,他在调查研究和先行小规模实践的基础上,制定了一整套改革和变革措施;学问方面,王安石注‘三经”(《商书》、《礼记》等),根据自己的理解注疏古籍,被称为“荆公新学”,开一代儒家研究之学风,名列中国古代之大儒;文学方面,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和宋代五大文豪之一,在诗、文、词等诸方面,都取得了令当时人和后人一致推崇和普遍认可的成绩。历史上像王安石这样在多方面并驾齐驱没几人,邓小平虽然留过洋,其才学方面恐难及过王安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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